杭州中院探索多元化医疗纠纷解决机制

2014-3-19 【字体:↑大 ↓小】 背景色:     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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杭州作为省会城市,医疗资源丰富,同时,也成为了医疗纠纷的集中地。据不完全统 计,2010年 至2012年,杭州地区的医院、医疗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、卫生行政部门、两级法院受理的医疗纠纷总数高达近5000件。

  这些案件最后进入诉讼环节的仅占10%左右。不过,可别小看这“10%”,医疗纠纷案件因为涉及到人身健康甚至生命,较其他民事纠纷更为尖锐,化解更为困难。

  昨天,杭州中院对外公布了部分典型案例,同时也提到目前在审理此类案件时的难度,为更公平公正地化解矛盾,杭州中院联合卫生、司法行政等部门,正在探索一项多元化解决机制。

  鉴定意见“打架”

  鉴定意见是法院裁判医疗纠纷案件的依据之一,但一起事故中出现两份“打架”鉴定意见,着实给司法审判出了难题。

  潘女士患有严重的心脏病,2010年10月25日,她进入省内某知名医院治疗,同年11月8日,医院为潘女士进行了手术治疗。然而,术后17天,潘女士却因病情恶化死亡。

  家属委托某司法鉴定所对潘女士的死因进行法医学鉴定。鉴定意见为潘女士因为心包填塞致死。患方认为医院在整个诊疗过程中存在明显过错,索赔100余万元。

  法院根据一般审理程序,依医院方的申请,委托浙江省医学会进行医疗损害鉴定。该鉴定意见认为医方并无过错,并且认定潘女士是死于术后肺动脉高压危象等并发症,不支持心包填塞。

  也就是说,医学会的鉴定意见与之前的司法鉴定意见截然相反。

  一审法院采信了医学会出具的意见,驳回原告的诉请。原告不服,提出上诉。二审法院认为,患方委托的司法鉴定符合法律规定,且鉴定机构有资质,鉴定过程医方也派员参与,认定该份法医学鉴定意见为有效证据。

  两份鉴定意见均有效,那么采信哪一个呢?审判面临了一个现实的困境。最后,二审法院经过多方协调,最终促成医患双方达成调解,医院同意对患方进行一定的补偿。

  医患双方认知有偏差

  医疗行为本身具有高度专业性,法院对此类纠纷的审理一般都以医学会出具的鉴定意见为依据。

  但是,我省90%的医疗损害鉴定意见都出自省市医学会,尽管鉴定人都是有丰富临床经验的专家,但由于医学会身份的特殊性,往往使得患者对医学会这一鉴定机构不信赖,再加上以往在鉴定人员出庭接受质询、专家辅助证人出庭作证等程序方面的缺漏,以及纠纷化解周期的拖延,使得医患双方及其与法院之间均缺乏基本的信任机制,令矛盾更加激化。

  在医疗纠纷案件中,医院最后被认定为全责的并不多,但医院常常也被发现存在过错,比如没有尽到告知义务、天书病历等等。

  同时,患者本身医学知识的欠缺,治疗结果和心理预期产生不一致,也是产生纠纷的一大因素。比如,徐大伯在2007年1月因为胸闷、呕吐,一个人到某医院看急诊。医院诊断为急性前壁心肌梗死,当时就下了病危通知单,并建议徐大伯做手术,但大伯拒绝。于是,医生在病历中注了一笔,"患者不同意手术"。根据规定,医院给徐大伯开启绿色通道,对其进行了保守治疗,大伯的病情很快得到控制。

  两年间,徐大伯一直到该医院就诊,直到2009年5月,他的病情突然恶化。这下,徐大伯向医院反映,其在2007年进医院治疗时,医生没有告知他可以通过手术治疗。

  双方协商不成后,徐大伯将医院告上了法院。某医学会出具的鉴定意见认为,治疗有多重方式,医院没有采取手术并无不可,而且根据病历显示,医院履行了告知义务,同时,医院后续的治疗行为也没有不当。因此,一审法院驳回了徐大伯的起诉。大伯提起上诉,二审经调解结案。

  多元化解矛盾机制

  医疗纠纷不同于其他民事纠纷,有很多前置的矛盾解决机制,诉讼到法院的一般都是相对疑难的案件。近几年,医疗纠纷案件受理数量呈逐年递增态势,杭州地区法院受理的年均增幅超过20%,增速明显。在化解医疗纠纷方面,杭州中院正在探索一条多元化的道路。

  各基层法院坚持“调解优先、调判结合”,运用各种有效手段切实化解医患矛盾。2012年度两级法院调解结案89件,撤诉结案14件;近3年以来,此类案件的平均调解、撤诉率达到59.90%。

  医疗损害鉴定意见是法官裁判案件的基础,为解决当事人的疑问,新民诉法实施后,杭州法院建立鉴定人、专家辅助人出庭制度,让鉴定人接受患方的质询。为了规范这一制度,杭州中院还下发了相关细则。

  最近,杭州中院还制作了医患纠纷指引手册,发放到基层法院的立案窗口等地,引导患方有效解决矛盾纠纷。诉中,杭州中院在合议庭组成中引入有专业医学知识的审判员(法医)参加,实现审判的专业化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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